陕北的酒俗与酒曲

　　陕北无霜期短，冬季严寒，喝酒首先可以御寒。有人甚至总结说，所处地域的纬度越高，人的酒量就越大，人们越豪爽，喝酒越是不含糊。当然，这样的说法也不完全有道理，比如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如彝族、苗族、佤族等，他们也都是善饮酒的民族。可见喝酒和气候的关系也不是完全的绝对化。

　　榆林城北的“镇北台”，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是横贯此地长城中最大的一个军事要塞，是历史烽烟中遗留的“战争工具”，酒与榆林重要的历史渊源就在于此。

　　陕北属于边关重地，军户较多，边关的生活苦闷寂寥，常有生死之虞。兵士们驻扎在这里。瑟瑟北风，气候严寒，他们常以酒取暖，乡愁绵绵以酒喝月。清咸丰年间保安知县彭瑞麟的诗《保安四时》中写到冬季是“斗大孤城雪与风，御寒全仗酒兵攻”。可见，守边将士酒风特盛，骁勇善战与豪放痛饮总是联系在一起。

　　除了御寒，边疆之地无以为乐，饮酒酣歌就是快乐。他们饮酒、弹琴、唱歌、跳舞，驱赶寂寞和思乡的痛苦。若凯旋胜利，军中上下更是开怀畅饮。如周代的《诗经》里就有周将尹吉甫打败北方少数民族猃狁后“饮御诸友，炮鳖脍鲤”，以示庆贺的记述。唐代夏州节度使韩潭的军幕参佐李益在《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中写道：“无定河边数株柳，共送行人一杯酒。胡儿起作和蕃歌，齐唱呜咽尽垂手气”。酒曲早在我国周末至秦汉时期就在戎边士卒中开始流行，因其音乐形式简单，到隋唐时期酒曲才逐渐传到民间并成熟起来。

　　如今，在一些特定的酒宴场合，陕北人在酒文化上的认同就是“喝烧酒”。“烧酒”就是白酒。“烧酒”这个词，在普通话里很少使用，而在陕北，“酒”指米酒，“烧酒”特指白酒，分得比较清楚，广大乡间仍习称“烧酒”或“辣酒”。

　　爱喝酒的陕北人自己会做酒。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用糯米做稠酒，用糜子做黄酒，也有用玉米和高粱做蒸馏的烧酒，度数一般70度以上，酒性浓烈，喝完之后胃灼热。现在可以数得上的大酒厂有十几家，他们都在做陕北人爱喝的“烧酒”，也做出了十足地道的地方特色。

　　神木音协主席刘明德在接受专访时讲：“陕北人不善言辞，有时候需要用酒来壮胆。有了酒之后，语言就能丰富起来。把平时不敢说的话、喝的歌、喊的腔，一骨脑儿就都端出来。”若与当地陕北人同桌开怀畅饮，一起划拳，一起喝酒唱曲，就代表了对他们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接受，对他们文化的认同。

　　千百年来受边塞军营和受蒙族影响，当地人也分外亲近杯中物。觥筹交错中，信天游、二人台、爬山调、道情、碗碗腔、酒曲、酸曲都在席间悉数登场。

　　陕北榆林地区唱酒曲的地方较多，榆阳区、横山县、神木市、府谷县、绥德县、米脂县、佳县、子洲县、清涧县等地均有流行，而其中最为知名的是神木酒曲。

　　神木自古就有饮酒唱酒曲的习俗。北宋名臣范仲淹曾驻守神木边塞，在“麟州歌词”中留下了“浊酒一杯家万里......”的吟唱。神木籍北宋抗辽英雄杨家将，更是把酒临风，怀激烈，谱写了一曲曲忠勇爱国的壮歌。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曾对身边的同志们也说“神木人能喝酒”。2006年７月，在“多重视角下的黄土高原音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5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亲临神木对酒曲小调进行了观赏与调研，2007年９月，中国音乐家协会采风团由徐沛东带队一行到达神木，对酒曲与二人台音乐进行调研。只要酒杯端起来，神木人心中的旋律就像万有引力一样，不尽地流淌了出来，且势不可挡。于是酒曲就成为人们表达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流传下来。

　　唱酒曲须有宴，没有宴须有“场”，神木人称“酒摊场”，如歌中所唱：“酒对人对摊场对，三杯五杯喝不醉。”酒曲平时供百姓农民娱乐消遣时，一般选择在村民家中土炕的餐桌上，院落中的酒桌上进行表演，人员多少不限，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数人。表演形式以酒曲演唱、猜拳调（划拳调）为主，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其中必备的器具有酒壶、酒杯、酒盘等。

　　陕北神木、府谷地区的酒曲根据唱词内容可分为：告坐歌、要酒歌、看酒歌、还酒歌、奉承歌、退酒歌和对酒歌等七种。前六种通常是正规酒宴上的一套仪规，唱词通常是客气、自谦、自卑、吉利、奉承以及幽默搞笑之类热闹红火的话语。比如对酒歌就是在一番客套仪规之后进行的具有斗智显能、设法让别人多喝一些酒，直至让对方喝醉的对答式歌唱。

　　陕北人喝酒的“场合”是热情的场合，是团结与和谐的场合，也是具有理性的场合。生活重担与苦难压得陕北民众喘不过气来，他们也乐观面对生活，尽力为日常生活增添与创造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