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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酒业70年系列报道⑦“清香鼻祖”汾酒三分天下有其一

2022-08-17 09:05        来源:名酒庄网

  文/国酒传播、酒庄号团队

  诗人杜牧:《清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名句,成为千古绝唱,耳熟能详。

  毛主席:“我还是这个习惯,酒要喝的,但不多喝,汾酒很纯正,我爱喝……”

  梁衡:“杏花村汾酒不求那浓那烈;只求这纯这真,属于清香型的典型代表。”

  赵朴初:“和风华雨正纷纷,举盏欲招前古魂。般若汤兮长寿水,不妨畅饮杏花村。”

  谢觉哉:“逢人便说杏花村,汾酒名牌天下闻,草长莺飞春已暮,我来仍是雨纷纷。”

  秦含章:“万里银装压早春,四方结队学汾珍,三杯竹叶驰名久,五好杏花茁异新。”

  他们,盛赞一杯美酒--杏花村。

  1952年,在中国白酒发展史上注定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这一年,第一届全国评酒会在北京召开,为酒业吹响前行号角。以此为新起点,中国名酒引领着行业的前进方向;作为“四大名酒”之一的汾酒,在时序交替中,记录下拼搏与奋斗;在岁月轮转中,印证着成功与收获。

  山西汾酒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杏花村美酒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四大名白酒之一,拥有“汾”“竹叶青”“杏花村”三大知名品牌,是我国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引领着整个清香品类的发展。在其极具潜力的品牌价值、精细的营销策略等多方加持下,汾酒开启其全新的发展时代。

  杏花村遗址见证酿酒起源人类自觉地使用谷物酿酒,是世界酒历史的一大突破。那么中国的人工谷物酒起源于何时?史学士一直有争论。1962年,民族考古学家李仰松在《对我国酿酒起源的探讨》一文中指出:“我国酿酒的起源,可能与农业同时或稍晚些时候就出现了。”可惜由于没有相应的文物来佐证,李氏的观点在史学界和酿酒界一直没有得到公认。1982年7月,由吉林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山西晋中考古队对汾阳县杏花村遗址进行的系统发掘,终于揭开了这个谜。

  杏花村遗址在汾酒集团所在的杏花镇东堡村东北方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根据获得的层次关系及对其内涵的分析,考古上将其堆积形成分为八个阶段,分别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详见《文物》杂志1989年第4期,晋中考古队《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其中第一、二阶段属于大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出土的器物中,除了大量的陶质罐、盆、瓶、壶、盖、碗、刀等生活用具外,还令人惊叹地出现了小口尖底瓮,其外形整体成流线型,小口尖底、鼓腹、短颈、腹侧有双耳、腹部饰线纹。

  根据酿酒专家包启安先生研究:“小口尖底瓮实是酿酒发酵容器。”杏花村遗址酿酒容器的出土,终于揭开了中国酒史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宣告:中国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就已经发明了人工谷物酒。杏花村仰韶酒器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酒器之一,是中华酒文化的瑰宝,为探讨中华原始酒文化的起源找到了珍贵的标本,也为研究地球酒史找到了一把钥匙。

  玉出昆仑,凤鸣岐山。中国酒文化的诞生地出现在山西杏花村并非偶然。大家知道,山西,这方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神奇土地,史有“表里山河”、“人文之地”之称,“物阜民勤、人杰地灵”之誉。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质甘美,物产丰富,环境优越。明《汾州府志》称,汾州(即今汾阳)“左带汾河,右阻金锁,前控离石,背倚汤泉。美哉!河山之固。”在汾阳2600多年的建县史上,汾阳作为郡、州、府治所的历史就长达1500余年。

  从本县另外四处仰韶文化遗址(裕道河遗址、段家庄遗址、任家堡遗址、北垣底遗址,其中裕道河遗址和段家庄遗址也出土了用于原始酿酒的发酵容器——小口尖底瓮)出土的遗物来看,远在6000年前,这里人口密集,农业发达,原始先民就已经开始了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并开始了较为普遍的酿酒活动(详见《汾阳县志》),确是中华原始酒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 汾酒从中国酒文化的母体中呱呱坠地于中国古代酒文化中心地区之一的杏花村,当是历史的必然。

  岁月轮转镌刻名酒足迹

  汾酒作为清香型白酒龙头公司,上世纪曾居于“汾老大”地位;汾酒经过了 20 世纪末的坎坷浮沉后,从21世纪初开始全方面改革,通过不断的内部改革优化和外界助力,度过波动的恢复增长和调整阶段。虽几经沉浮,却正如马克思所言: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1949 年以前:北齐“汾清”宫廷酒,杏花美酒千古传。

  汾酒文化源远流长,是晋商文化的重要一支,与黄河文化一脉相承。早在 1500 年前的南 北朝时期,汾酒作为宫廷御酒受到北齐武成帝的推崇而一举成名,并载入廿四史,称为“汾清酒”。

  晚唐大诗人杜牧的千古绝唱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汾酒在 中外历史上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明清以后,北方的白酒发展很快,逐步代替了黄酒生产, 此时杏花村汾酒即已是蒸馏酒,并蜚声于世。

  1915年,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荣 获甲等金质大奖章,成为酒品至尊。新中国成立后,汾酒五次蝉联国家名酒称号,竹叶青酒三次荣获国家名酒称号。

  1949-1993年:汾酒初现名酒基因,龙头地位巩固。

  1949 年 6 月国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成立,是杏花村传统酿酒业的唯一代表,到 1949 年 9月杏花村汾酒被摆到开国大典前的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宴席上,成为新中国第一 种国宴用酒。

  1952 年起,汾酒连续五届被评为国家名酒,奠定了汾酒深厚的品牌底蕴。1985 年实现了全年产量 8000 吨的突破,并在 1992 年启动技改项目,使汾酒酿酒能力在日后得以达到 2万吨。

  1988年成立了杏花村汾酒集团,1988年起,汾酒厂连续6年的销售收入和经济效益位居全国食品饮料企业之首。

  1988-2002年,汾酒企业连续10多年被评为全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奠定“汾老大”地位。1993年12月,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组建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白酒企业。

  1993-2001年:定价失误与假酒案双打击下痛失“汾老大”地位。

  1993年白酒原料价格上涨,“茅五剑”等酒厂纷纷提价,打造高端品牌的消费者认知,汾 酒却因定位民酒,进行降价,失去了高端白酒的品牌定位,同年五粮液出厂价超过了汾酒, 从此“汾老大”成为了“民酒”。

  1994年后营收被五粮液赶超,山西汾酒营业收入逐步下滑,连续两年营收同比下降达20%以上。

  1998年,山西朔州假酒案事发,因汾酒与山西省汾阳市中杏酒厂厂址相似,被牵连查封,假酒案的牵连,山西汾酒形象严重受损,1998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下降44.5%,当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降更是达92%,山西汾酒掉出第一梯队。

  2002-2007年:新产品矩阵与销售策略助力汾酒走出低谷恢复增长。

  2002年山西省政府授权经营,汾酒改制为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现代企业管理体制改变,进行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由高级经济师郭双威任董事长。

  于 2004 年形成了以“国藏汾酒、青花瓷汾酒、老白汾酒”为代表的中高端强势品牌,并结合低端的玻汾系形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产品梯度格局。

  2006年,股价自上市以来首次突破 10 元。到2007年,公司经营业绩呈稳步增长态势,营收同比增长20.91%,净利润同比增长37.97%,对内改革管理体制,对外努力拓展省外市场。

  2008-2012年:自上而下战略指引,改革调整持续注入活力。

  2008年,汾酒通过更换销售管理层进行系统改革,销售策略改进,营销模式将逐步向深度、 终端营销推进,公司发展基础条件得到改善,初步解决因公司销售和价格体系带来的业绩下滑问题。

  2009年,李秋喜出任董事长,进一步修整营销体系,加大营销力度,提高营销质量;健全质量管理体系,保证产品质量的提高。同时实施“文化营销”战略,着重文化品牌的建设工作。

  2009年到2012年,汾酒的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保持着平均42%和45%的高速发展态势,并在2012年实现了李秋喜上任之初立下的“百亿目标”。

  2013-2015年:混改进程推进,多管齐下改革焕发新活力。

  2013年开始,白酒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白酒消费结构逐步向由大众消费者主导转变,更 加理性;同时由于白酒企业过度扩张导致结构性过剩问题严重。

  在行业中低速发展的“新常态下”,山西汾酒坚持以汾酒文化等核心竞争力为依托,紧紧围绕“营销创新、管理提升、文化引领、 运营良好”的年度经营方针努力实现平稳发展。

  2014年,山西汾酒成立“山西汾酒创意定制有限公司”,稳步推进上海销售公司和创意定制公司的混改尝试,同时构建渠道多元化营销格局,深度布局电子商务渠道,逐步调整中高端产品结构以适应市场需求新变化。

  在其积极举措下,汾酒在2015 年迎来了业绩转折点,实现了营收和净利润的同比正增长,山西汾酒发展逐步回到正轨。

  2016-2021年:产品策略清晰,市场战略明朗。

  2016年,随着白酒行业和山西经济的复苏,集中度提升,山西汾酒开始恢复业绩,成功研发汾酒特色预调酒、苦荞酒、玫瑰1904和两款可调制型露酒“意会酒”等新酒体。同时强化供产销协调,启动汾酒“FSIe+”项目,加快信息化进程,并加大绿色原粮基地和肉牛养殖项目建设力度,促进产业协同发展,营销上加快渠道下沉,“一百双千”工程有效落地,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2017年,汾酒集团与省国资委正式签署《三年任期经营目标考核责任书》,汾酒集团充分享有经营自主权,公司通过实施股权激励等政策激发内部的创新活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到2019年,三年改革试点圆满收官,超额完成任务。

  2018年,山西汾酒引进华润创业作为战略投资者,优化了公司的股权结构。到现在,山西汾酒正积极凭借“品牌力”“营销力”“渠道力”综合赋能,优化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效能,走向十四五新发展复兴阶段。

  2018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达 47.5%, 2020年及2021 年虽受疫情影响,但利润增速不减,2020年归母净利润增长高达 56.39%,2021年归母净利润增速72.56%,创下近10年新高。

  品质至上 成就大国清香

  汾酒,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名酒的杰出代表、清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闪耀,得益于其对酿造技艺的匠心传承及对产品质量的至高追求与严格把控。

  杏花村因坐落在山西著名的郭庄泉岩溶水保护区内,地底下岩溶水资源丰富,它们深藏地下800米深处,受污染程度极小,并由于长期沉淀,水中富含大量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矿物质,用这种天然岩溶水酿出的酒,清透、纯净。

  好水之外,一颗高粱谷粒从田间原生态进厂到一瓶汾酒产品入市,则要历经36个大环节监控、183个质量控制点检测,满足2182个既定标准,确保酿酒原料绿色健康。

  汾酒的发酵工艺至今仍延续“地缸发酵”工艺,采用深1.2米、直径0.8米的圆形陶瓷缸埋入地下作为发酵容器。业内分析表示,这种发酵方式,能将“粮”“土”分离,有效隔离土壤中有害细菌对酒醅的浸入影响,最本真地反映粮食发酵的香味,使酒醅更加干净、卫生。另一方面,“地缸发酵”还能够在酒醅发酵过程中起到良好的导温作用:发酵前期能保持酒醅的温度上升,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生长和代谢;发酵后期,利于醅温降低并保持适当的温度,有助于后期香味成分的生成。在不同的季节,也起到了限制酒醅升温过快,升酸过量,使其达到微妙的平衡。

  以此同时,汾酒在技术革新与管理制度方面也苦下功夫。建厂初期,工厂组织技术骨干认真总结、整理汾酒生产的工艺技术,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劳动强度,扩大生产规模,为其他后继成立的酒厂起到了表率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汾酒厂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科学试验活动,第一次由本厂独立进行。

  第二次是1964—1965年,由轻工业部组织酿酒专家在汾酒厂进行试点,对汾酒的传统工艺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的鉴别和总结,进行了汾酒呈香、呈味成分及主体香型的研究探索工作,揭开了汾酒的许多质量秘密,基本上认识了汾酒的生产规律和酿造过程中微生物的活动规律,用科学的理论完善了传统的操作技术。其经验开创了科学测试手段在全国白酒生产中应用的先例,对推动全国白酒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全国白酒厂家纷纷派人到汾酒厂参观学习。

  全国著名酿酒专家秦含章曾赠诗称赞此次试点成功:“万里银装缀早春,四方结队学汾珍。三杯竹叶驰名久,五好杏花天下闻。”(注:“五好”即工厂环境好、生产管理好、传统工艺好、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好。)1978年,汾酒在全国名优白酒提高质量的会议上介绍了经验。

  80年代初,汾酒厂在全国酿酒行业中最早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在经营管理责任制下实行质量否决权;把现代管理同传统管理相结合,建立健全了十大质量保证体系,并将汾酒宗师杨得龄老先生总结的“七大秘诀”升华为“十大秘诀”(即“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时,粮必得其实,器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料必得其准,工必得其细,管必得其严”)。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设立了“5道关口、17道防线、120道把关”;后又采用微机勾兑酒、B超过滤酒,引进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灌装生产线,从而使产品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文化兴业构筑清香之“魂”

  1987年1月,中国酒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和首届中国酒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酒文化学科的正式诞生。之后,全国酿酒企业才陆续开展了酒文化研究工作。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汾酒厂就开始了酒文化和企业文化的研究工作,先后收集了书画作品3000余件,其中上品就达1000件;先后编辑、整理、出版了300余万字的诗、书、画册、连环画等文化宣传作品;兴建了一批文化设施,美化企业环境,将工厂打造为集酒、诗、书、画于一身。这一系列具有超前意识的酒文化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工厂的“两个文明”建设,为以后全国其他酒厂开展酒文化和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成功范例,也成为中国酒文化学科诞生的先导。

  1988年,在首届中国酒文化节上,汾酒厂当之无愧地荣获了“酒文化王国”的最高奖——王冠奖。全国许多酒厂纷纷派代表到汾酒厂参观取经,使酒文化研究活动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乘此东风,汾酒厂又投资数百万元,搜集了以汾阳为中心的民间酒器900余件,打造了全国首家“酒器博物馆”。建成了三个书画精品碑廊,其中有毛泽东、郭沫若、谢觉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也有赵朴初、启功、舒同、溥杰、巴金、董寿平、吴冠中、黄胄、关山月等大师的墨宝丹青,以及国际友人的题词。正是这些酒文化和企业文化活动,为汾酒企业的腾飞,插上了另一只腾飞的翅膀。

  随着年轻一代消费群体的崛起,酒类进入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大众消费时代,汾酒提出清香型白酒要共同携手,以文赋酒,守正创新,发扬本土特色,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新颖的表现方式、独特的新潮文化,探索中国酒文化的全新表达,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2018“行走的汾酒”的广泛传播,不仅将汾酒文化塑造成白酒行业的大IP,也把独特的清香型白酒文化撒遍到大江南北。

  据悉,汾酒还致力于推动构建中国白酒产业文化,始终努力推进中国酒业的国际化战略和国际化进程。2010年以来,汾酒率先指出并多次呼吁中国白酒应在国际上有自己独立的名称,提出并倡议要建立中国白酒的国际标准。不难看到,在国际化发展版图上的思考和实践,汾酒业已走在行业前面。

  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汾酒还将打响“文化定桩战役”,着力弘扬汾酒活态文化优势,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不断提升汾酒的文化力、品牌力、市场力。在汾酒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秋喜看来,无论是汾酒老作坊,还是6000年的汾酒文化,灵魂就在于一个“活”字。其表示:“白酒就是鲜活的历史、鲜活的文化,要让白酒产业文化变得鲜活起来,把活态文化作为企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构建清香天下的‘产业之魂’。”“活态文化”将成为汾酒未来发展道路上的重要精神支撑。

  未来,汾酒集团将努力发展为世界酒业的一颗璀璨明珠,做世界企业版图中的文化明星,成为文化竞争力、文化创新力、文化影响力卓著的国际标杆性企业。

  大健康产业开启新篇章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后,催生很多产业开始升级。其中,大健康产业势必也将迎来新的增长。一直以来,汾酒都在积极酝酿和筹备竹叶青的创新发展。

  据公开资料显示,竹叶青酒以优质汾酒为基酒,添加十余种名贵植物本草精酿而成,血统正宗,系出名门。其配制工艺沿用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傅山的改良配方,后经数学家华罗庚“优选法”对竹叶青酒浸泡工艺的改进,使其酒体完整、匀称协调,呈金黄碧翠,有晶体感,虽然含有多种药材香气,但其中任何一种香气成份都能与酒香彼此交融。

  竹叶青酒是中国保健酒中唯一的“国家名酒”。纵观竹叶青酒的发展史,其成名于魏晋南北朝,驰骋于唐宋,叱咤于明清,纵横酒坛1500年,曾连续3次荣获“中国名酒”的称号、5次蝉联国际金奖,集中华医学、中国酿酒技艺、传统养生文化、诗酒文化于一体,无疑是中国酒文化当中的瑰宝。

  另外,竹叶青大健康产业项目已经被列为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重点项目,将在目前保健酒基础上,向中药材基地和健康养生等领域拓展,目的就是要打造成为山西省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标杆项目。作为保健酒的“竹叶青”,是亟待开发的潜力股。

  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清茂指出,竹叶青大健康产业要在“更高站位”“更深改革”“更准定位”“更活文化”“更强党建”五个方面做到“更上层楼”。对于竹叶青酒的发展前景,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副董事长谭忠豹分析:认识论上,要从大健康产业的角度重新认识竹叶青酒;方法论上,要立足于品质、历史、文化,发挥核心竞争优势;实践论上,要跳出原来贸易型的营销方式,加大消费者研究。

  作为清香白酒的绝对领军品牌,汾酒这一路进击是一腔孤勇地逆流而上,去复兴属于汾酒和清香的昔日荣光。对于开启复兴新篇章、跑出发展加速度的汾酒而言,实现“文化汾酒、清香天下”的汾酒梦,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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