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考古——欧亚大陆的酒文化起源

　　欧亚大陆不但是地理的整体，而且历来是众多民族、文化、宗教、语言经常迁移和来往的独一无二的“桥梁”。尤其是最近几年的考古发现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亚地区以及“丝绸之路”至少从新石器时期起是欧亚大陆各民族、各大小国、各不同文化世世代代进行接触、交流和融合的枢纽地带，早已实现了“多元化”和“全球化”。数千年以来欧洲、中东、南亚、中亚和东亚民族之间不但横跨大陆的贸易往来和货物交换持续不断，思想和知识交流也源源不绝。其中，有些令人惊异的考古发现显示，酿酒技术的发明和饮酒、祭酒的传统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几乎同时出现，这也表明，一个社会发展得越繁荣，自己酒文化的传统越悠久。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是最好的例证：它不但是人类历史最长的连续性文明，而且在丰富多彩的酒文化方面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中国河南省贾湖遗址发现的9000年以前的酿酒痕迹是人类进化史与酒文化发展密不可分的最好证据。 把注意力放在欧亚的西部地区，根据历来来的理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北部和土耳其东部不但是人类最早的文明起源地之一，也是人类最古老的葡萄酒发源之地。而贾湖的发现提供了欧亚大陆在史前早已有东西方酿酒技术和知识交流的新论证，甚至可以说，带来了有关人类酒文化研究的新突破。

　　欧亚大陆西部的酒文化起源

　　大约在公元前3000—4000年古代埃及、巴勒斯坦和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开始大量地酿造和贮存葡萄酒，并开始葡萄酒的进出口贸易。从那个时候起，葡萄酒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一方面，葡萄酒成为商品，装在专用的陶缸内运输到别的国家做贸易。另一方面，葡萄种植和酿酒工艺也传播到欧洲和中亚其他地区。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山区可以追溯人类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的最悠久的历史。距今至少有7000年持续不断的酿酒、饮酒的传统。新石器时代的葡萄籽和许多其他的出土文物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如一座青铜饮酒的人像制作于公元前７-6世纪（相当于中国西周时代），他的右手握着牛角用作饮酒器。到今天为止，格鲁吉亚人在举行饮酒礼仪的时候仍然习惯使用这种牛角酒器。

　　到最近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仍然经常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酿酒工具和酒器，差不多与中国的贾湖遗址同时。考古学家出土了大量距今有3000到6000年历史的葡萄酒陶器，这相当于中国的商代、夏代和史前的文化。甚至欧亚西部发现的许多陶器与中亚和中国发掘的陶器很相似。

　　虽然格鲁吉亚这个国家比较小，人口只有450万，但是这个国家有世界上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的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世界上最多的葡萄种类，一共500个品种。因此格鲁吉亚有着“葡萄酒文化摇篮”的美名。 穿过格鲁吉亚的丝绸之路黑海支线上的贸易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大的和小的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地区卡赫季州（Kakheti）早已被称为“葡萄酒之故乡”，从这儿葡萄酒业也普及到中亚。而且正好,在这个地区养蚕业和丝纺工业的传统也可以追溯到古代,这就是表明,通过丝绸之路格鲁吉亚和中国有着古老的往来,在酿酒工艺方面也必定有交流。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和酒文化专家麦戈文（Patrick E. McGovern）对在伊朗西北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缸里边淡黄色的痕迹进行了分析，发现是葡萄酒的遗迹。这是到那个时候所发现的人类最早的酿酒证据。这个遗址离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不远，只有200—300公里左右。

　　欧亚大陆东部的酒文化起源

　　2004年McGovern和中国的考古学家采用样本化学分析和先进技术的检测证明，在河南省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陶器上，除了稻米、蜜蜂、大麦和植物树脂的痕迹以外，还包含酒石酸和酒石酸盐成分。McGovern在美国著名科学杂志PNAS上于2004年12月发表了有关文章。人类在9000年前，而且在农业经济发展以前己经掌握酿酒工艺的新闻轰动了全球的学术界。

　　专家们推测，陶器上的酒石和酒石酸盐成分可能有两种来源：山楂和葡萄。山楂在中国很普遍，但是野生葡萄几百万年以来在中原和北部地带也十分普遍。另外，在贾湖遗址除了其他炭化植物遗存正好也出土了炭化葡萄籽，但是好像没有找到山楂的遗存。从欧亚的综合角度来推论，原始社会采用野生葡萄酿酒的可能性较大。假如中国的祖先大约在9000年以前确实掌握了利用野生葡萄果实酿造混合型酒的工艺，那么这个发现动摇了长期以来所提出的近东和高加索是葡萄酒发源地的理论。总之，

　　贾湖人所酿造的就是人类最早的酒，包括把葡萄酒当作发酵剂也是最早的。

　　生物学家早已鉴定，土地辽阔的中国从几百万年以来有40多种土生土长的野生葡萄，占世界各大洲的一半以上。虽然汉武帝时张骞从西域引进葡萄和酿造葡萄酒工艺的传说比较流行，但是从《诗经》和《周礼》记载中和一些地区如山西和陕西的民间传说中都可以知道，在3000年以前中国许多地方长有野生葡萄，显然也有人工培育的葡萄。用葡萄作为酵母和糖的来源，以便系统地催化发酵过程，这种技术显然是在中国很早所发现和操作的。中国东北最流行的、抗寒很强的山葡萄品种Vitis araurensis仍旧在吉林通化用作酿葡萄酒,并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葡萄栽培研宄中心用以做杂交试验。

　　从贾湖遗址至今的发掘和检测结果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原始社会的酿酒工艺相当发达，并且发酵的发明，跟发明运用火一样，对中国文明的萌芽至关重要，甚至引起了原始社会的质变。这样才可以解释说明， 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中国领土上的史前遗址所发掘的酿酒、藏酒、饮酒用的多种多样的陶器和以后商朝很相似的青铜酒器，再加上甲骨文有关酒的记载，这都说明为什么那时就己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从全球的规模来看，中国的酒文化发展得最早最丰富。但是，我们目前还不了解，酒在史前社会当中的祭祀、丧葬、宴席、社交等各种礼仪活动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最有意思的是，跟格鲁吉亚、地中海周边、中东和中亚一些史前遗址一样，在贾湖遗址除了陶器以外同时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农作物，如稻米、其他稻谷、大豆、莲藕等植物，还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就是用丹顶鹤翅膀骨头制造的笛子。另外发现了在龟甲上的中国最早的文字符号，比商代的甲骨文早5000多年！这都表明原始社会的酒文化和其他文明成就的发展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节选自《丝绸之路与欧亚酒文化遗产》The Silk Road and the Heritage of Eurasian Alcoholic Culture,作者：柯彼德Peter Kupfer（德国美因兹大学教授、汉学家）